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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正真获得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到八十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很流行了。

  1981年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强大美好。八十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于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顶配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从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八十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国优”是国家高品质的产品和国家优秀工程及其奖项的简称。在八十年代初期，它频繁出现于大小报刊、广播电视和人们的日常用语中。

  国家对各种类型的产品采取每隔三五年进行一次评审，评选出享有良好声誉、质量放心可靠、各项质量指标高的产品。如1988年11月《文汇报》就报道：在全国电冰箱国优评比中“上菱”实物测试总分第一。不过，对于国优产品，搞的不是终身制，但可以连选连奖。

  能评上“国优”，那可真是一种荣耀。受了这个影响；那时的电视广告最常见的画面是：一个头发掉得差不多的经理或厂长，念叨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煞有介事地向全国人民问好。然后磅礴的背景音乐陡起，一个类似新闻播音员的声音道，本产品连续三年(或者时间更长)获省优，部优，国优……那架势，有点像古时候王婆卖瓜，生怕别人不知晓，敞开了胸膛大吼着炫耀“品牌”。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八十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什么文化，以前更没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错批一个人，误增几亿人。”这是学界对当初批判马寅初的反思。八十年代至今，“计划生育”的口号频繁见于各种报刊以及城乡街头宜传壁、宣传栏中。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二胎的，经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准生三胎。对经多次教育仍不按计划生育办的，应实行必要的经济限制，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给以奖励和照顾。

  对于崇尚“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来说，“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无疑真的是革了“老祖宗”的命。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绝对是世界上最传奇的一场运动：超生游击队、独生小太阳、娶个农村女孩、以钱换准生证、B超窥照胎儿性别等对付“计划生育”的怪异举动层出不穷。

  “计划生育”给中国家庭带来最大的变化是，核心家庭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家族内部关系的简约给了中国更快融入现代社会模式的可能，而另一方面，那些“老一代仍然在祈祷上天能送给一个品质优良的孩子-一而且最好是男孩。

  1980年开始，一些工业公司为完成对国家上交利润的任务，借鉴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开始了工业经济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并于1982年以后逐步推开。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形式多样：保上交国家利润、保技术改造任务，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微利、亏损企业的定额包干和亏损包干以及石油、煤炭、冶金、有色、铁道、邮电、化工和民航八个部门实行的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承包责任制的根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企业与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不管何种形式的责任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是其基本形式。

  在没有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前，工人们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觉得干多干少都一样。政策下来后，那可大大不同了，承包下来的就算自家的地盘儿了，每天起早摸黑在上面挥汗如雨，四季不息。以前不是有个典故叫“三个和尚没水喝”吗？人多了力量也不一定大，能够醒悟过来顺应时势，迎头赶上，这就是国人的进步。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可能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八十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特别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它含义挺简单，就是指中国体育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第一枚金牌。从1932年到1952年，我国曾派运动员参加第十、十一、十四和十五届奥运会，但从未在奥运会上获得过奖牌。1984年，中国派出353人的代表团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那一年的7月29日，中国神枪手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从而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纪录。

  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一举夺得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总数第四位的好成绩，引起了各国强烈反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郑重宣布：“今天是中国体育最伟大的一天。”共同社播发了一篇消息说：“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一个壮举。”《美洲体育时报》署名文章说：“体育反映国力，没有良好的正确领导，安定的社会环境，富足的生活水平，健全的体育组织，就不也许会出现较好的体育成绩。”法新社认为：“从现在起，中国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金牌数零的突破，揭开了中国体育历史的新篇章。

  现如今，“零的突破”已成明日黄花。足球场上，你要再跟别人提起，说不定会有愣头小伙儿凑过来说：“零的突破？那乌龙算不算？”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在这次亚洲顶级规模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慢慢的变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特别是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50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八十年代中后期，“身份证”这一新名词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套句行政用语，就是：“政府颁发的证明公民身份的具有法律效用的证件。”

  而在那之前，城镇职工手里只有蓝莹莹的户口簿，随便塞在枕头底或者五斗橱里，真要用得着的时候，就发了狠地一顿狂找。可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居民，要证明身份，就只能用户口簿。可那小小的户口簿一般以家庭为单位，用起来非常不便。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则连户口簿都发不到手，外出干活或务工只有到大队或公社去开证明信。

  后来，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度提升，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拥入城市打工，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加快。于是，在1984年，国家推出了居民身份证制度。1985年，京、津、沪等10个大城市开始试点，1986年在全国正式实施。制度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来满十六周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外，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从那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拿着那小小的卡片儿，走南闯北行天下。

  这是邮政编码的简称。中国邮电部从1980年7月1日起，在全国推广“邮政编码”制度，这是邮电部门为方便邮政采取的一项措施。

  自从有邮政通信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信函分拣方式一直是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很不适应信函业务量发展的需要。实行邮政编码制度，即把全国几万个担负营业、分拣、投送信函任务的邮电局、所，分别用六位阿拉伯数字编一个数码，在寄出的信函上，寄信人除用汉字写明地址外，还要在标准信封的固定位置上分别标明寄、收信人所在地区的编码。

  由于其只方便了邮政一家，而麻烦了千家万户，虽经广泛宣传，但一直未能正式实施，制度的推行反而一度陷人停顿状态。1987年9月，邮电部决定重新推行邮政编码，这次实行了层次化推广，先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再向中小城市扩展，最后发展到农村。自此，寄信要先查邮编，成为万千寄信人无奈的选择。好在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寄信的人慢慢地少了。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八十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慢慢地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因此，八十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的假皮包公司”。到1989年2月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关系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虽然人们很快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爱的艺术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指在某一段时间内，某行业被公开评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十名人物、十种产品或十个单位。评选“十佳”活动，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流行于各行各业。如1987年，从1000多万乡镇企业经营者中，评选出了当代十名最佳农民企业家；1988年，由共青团中央和国家体改委主办评选出十名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

  有些行业的评十佳活动，每年一届，持续性较强，如从1987年开始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的评选，每年一次，延续至今。搞得最早、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评“十佳”活动，是“十佳运动员”的评选。这项活动由二十多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自1979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至1988年该活动满十届时，还评出了十年来的“荣誉十佳”：李宁、聂卫平、郎平、容志行、吴数德、李玲蔚、郭跃华、黄晓敏、江加良、陈肖霞。

  可是，后来一些“十佳”就成了许多富商花钱买来的“御用头衔”，某些评选活动变为一锅泛着铜臭味的浓汤，不复昔日的光鲜堂皇。

  1980年以来，随着演出市场的开放搞活，一些唱流行歌曲的歌手和相声、小品、电影演员，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出外演出，收取高额演出费，有些人还想方设法偷税、漏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走穴”一词遂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人们对“走穴”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一、“走穴”无拘无束，漫天乱飞，扰乱正常演出秩序：二、歌星收入过高，且偷税漏税频频；三、演出质量难以保证，欺诈性演出经常发生。也有人认为：当时文艺演出管理体制僵化，市场化机制远未形成，“走穴”以偷偷摸摸方式，做公开巡回演出，实际上等于朝市场化迈开了一小步。

  尽管有种种争论，但演员“走穴”愈演愈烈，有些“大腕”索价越来越高，偷漏税问题也日趋严重。有的演员多次走穴、偷税，被媒体曝光和批评。演员“走穴”暴露出文艺体制的弊端和演出市场的混乱，也反映出某些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利欲熏心，因此成为八十年代人们关注的文化热点之一。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

  与这种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西北地区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

  八十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

  “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老板是对拥有私人店铺、公司产业的人的称呼。尤其在旧上海，老板是对生意人的一种尊称，社交场合见面一拱手：“某老板，发财发财。”新中国成立后，“老板”这一代表私有制经济的称呼逐渐销声匿迹，因为没有了使用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私有企业主、个体户队伍成为社会上一个新的阶层。如何称呼他们？规模大点的产业可以用厂长、经理等职位来称呼，但大部分个体经济规模较小，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小摊位。于是，“老板”这一称呼再度出现，流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在大街上，经常会听到：“老板，这衣服多少钱？”“老板，我要一杯珍珠奶茶。”“老板，这大蒜多少钱一斤？”被称呼者和称呼者都神态自若。至此，“老板”一词开始泛滥，“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能与它搭上界，它像一张烫着金粉的破纸絮，彻底掉了身价。

  南方经济崛起的一个征兆就是粤菜酒楼开遍全国，家家打出的招牌都是“生猛海鲜每日空运”，吃粤菜成为时尚，因为它档次高、服务好，很符合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显富摆谱儿的心理，又能体现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珠三角的老板们爱饮洋酒以抬身价，所以“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语，也随生猛海鲜一起风靡全国。生猛海鲜拉动了近二十年来第一次高消费的饮食潮，但用公款暴撮生猛海鲜大受抨击后，生猛海鲜淡出，“四菜一汤”当道，不过有名无实，很快也被遗忘。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海绵，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慢慢的变多。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看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喝彩。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九年后的1988年12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

  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态。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的言语快感之中。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